盛唐文化气象统摄李白诗歌艺术创作风格趋向

盛唐文化气象统摄李白诗歌艺术创作风格趋向

西南科技大学      毛晓红

所谓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开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玄宗开元天宝间（713年—755年），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统治，而且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也都表现出诸多高峰。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的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

盛唐文化气象作为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之中。盛唐涌现出以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以诗歌为表征，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适、岑参壮志酬国的边塞诗和王维等融于自然的田园山水诗，奏起了时代的最强音。盛唐文化气象彰显了唐朝国力的强盛与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对后世影响深远。当前，盛唐文化直接影响最大的是给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助力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江学者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使得唐诗研究跟浙江地域文化结合了起来，受到了学界的认同。经专家考证，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文学的滋养是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关键之一，“浙东唐诗之路”作为一种足以媲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界内外比较一致的认同。学者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杨杭《“浙东唐诗之路”诗歌与唐代浙东经济》、胡正武《浙东唐诗之路论集》等诸多研究成果，也逐渐明确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时空边界，亦即上自东晋，下迄晚唐，西起萧山西陵，东至天台石梁。其实，诗仙李白就已具体地叙述过这条路线。他在《送王屋山人还王屋》诗中写道：“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间。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遥望会稽美，且渡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咨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在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浙江许多人觉得唐诗跟浙江没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但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唐诗就跟浙江地理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翻开《全唐诗》，书中收录的2000余位唐代诗人中，竟有400多位诗人游过江南吴越一带，并且占将近五分之一的文人曾在天姥山吟诗作赋。难怪有人不禁赞叹：“一座天姥山，半部全唐诗。”浙东唐诗之路上最耀眼的存在，就是山水诗的书写。在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唐代，浙东山水名扬海内，吸引众多诗人或从京、洛舟车南下，或自岷、峨沿江东流，问关万里，络绎而至。在唐诗初、盛、中晚的每个时期里，镜湖、曹娥江、剡溪、沃洲、天台等地留下了诗人们的吟鞭屐、棹声帆影，激发了他们登览怀古、吟咏风土、宅心物外、流连忘返的万般诗情，以至挥毫成篇，远播宇内。诗仙李白一生四至浙江，其中三入越中，三上天台，走的就是这条路。在他的浙东之路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他对浙东，情深难抑：“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及至晚年，诗仙李白尚怀终老浙东之志。

诗仙李白作为唐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浙东之行无疑是备受关注的。而随着“浙东唐诗之路”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热点，将盛唐文化气象统摄李白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作为一个单独视角镜像提出来，给这条壮观的“唐诗之路”以一个独特视点的关照，是很有意义的。就文化本身的渊源来说，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诗仙李白恰恰处在这种交流的高潮之中，盛唐文化气象统摄李白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再加上他本人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的诗歌艺术创作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时代的高峰。

一、盛唐文化彰显政治清明、为国效力新气象，统摄李白政治抱负诗创作艺术趋向

从初唐至中唐130年间，唐代就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统治者开放、包容、自信的胸怀是有唐一代得以中兴的重要原因。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段唐朝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势恢宏、疆域广大、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空前发展，为大唐文化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增添了许多积极因素，同时也培养了盛唐士人豪情万丈、高度自信、成就功名、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反映在诗歌创作方面，一方面流露出他们的情感、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盛唐诗人热情奔放、忧国忧民的时代精神和雄浑博大、浑然天成的诗歌创作艺术风格。

正是因为诗仙李白苦读了儒家经典，为儒家出世的思想所影响，自小就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有很强的功名事业心，显然是来自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以，李白才会在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之下，走出大山，走向京都。同时，也是这种儒家经典的熏陶，使得李白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质。这两者都为李白打下了基础，而这两者都是源于儒家文化。李白的政治抱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诗中：“……不屈己，不干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是开元15年他在湖北安陆小寿山隐居时所立下的志向，也即他后来常说的“济苍生”、“安社稷”。李白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了终生。

李白的政治思想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

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的政治抱负与大气豪放无不流露在他的诗中“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想象奇特且直抒胸臆。李白的满满自信也写入诗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归时倘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等等。

与此同时，李白还有忧国忧民，渴望建功立业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如李白高唱“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之四六）“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李白还曾幻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可见，李白不仅热情浪漫，自由独立，自信狂傲，李白还有忧国忧民，愿为国效力，希望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和抱负。

唐朝的发展是唐诗文化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唐朝经济繁荣是诗歌兴盛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利，社会的安定还有高度的对外开放为唐朝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优良的社会氛围。这这正是李白、杜甫、王勃等诗人能够随意漫游祖国大海名山，高歌赋诗，王昌龄、王之涣等得以悠闲进行把酒吟歌的基本物质条件。其次就是政治因素也会影响文化的发展。唐朝空前统一为唐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我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个多民族的离散国家。汉代开始多民族开始逐渐统一，后来又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弊端，又出先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在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后，唐朝才开始使民族的统一逐渐恢复和发展。

科举制在隋朝被创立，唐朝大力弘扬与发展，使得大多布衣可以成为国之栋梁，朝廷重臣也引进了大批有才之士，唐朝著名的贤相姚崇就是唐玄宗去终南山请过来的，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民主政治氛围，极大振奋了李白豪情壮志，他自比管仲、张良，扶持社稷。科举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也推动了唐诗文化的发展。而统治者重诗歌，使得社会风气的发展逐渐先诗歌倾斜。发展到最后，不仅仅是朝廷上的文武百官，还有乡村市野中的普通百姓都能够吟诗作赋。高度开放的政治制度也使得多个民族的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中，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和形式，推动了唐诗的繁荣发展。

李白出身布衣，想做官，又不想参加科举，于是就去游历天下结交一大批社会名流，想通过这种被他们引进的方式，得到朝廷的重用。这只是一方面，李白喜爱更多的是，国家文治武功的强盛。诗歌《驾去温泉宫赠杨山人》：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试，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四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诗人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在《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中说“高谈百战术，郁作万夫侯”。李白在追求人生理想中不断遭受挫折，但他坚持不懈，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独漉篇》中说：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鹰亦北渡。 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 为君一击，鹏抟九天。”

诗人想效法搏击九天的神鹰，一击成功，歼灭敌人，报效国家。通过李白政治抱负诗，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其英雄气概和当时积极向上的政治生态。

二、盛唐文化展现万千磅礴、气势昂扬新气概，统摄李白山水风光诗创作艺术趋向

诗歌反映的盛唐之盛，表现了盛唐时期社会风貌的激昂向上和诗歌创作艺术的百花齐放。继承北朝体系建立的唐王朝，在开疆拓土稳定边疆国内的政治秩序以后，将重心转向如何构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采取了一系列比较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措施。唐王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战争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 并迅速得到发展。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环境。

中国山水诗源自《诗经》、《楚辞》，古人喜欢借山水草木抒发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官场残酷、人生变幻无常、士人怀才不遇甚而惨遭戳害的现实，促使消极避世的黄老思想得到广泛的发展，逃避现实的游仙诗频频出现，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到了唐代，陶渊明、谢灵运等前代诗人的创作及其成就，启发了盛唐诗人的文学情思，并且为唐代山水诗的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渊源和素材借鉴。在盛唐气势磅礴的时代气象中，山水田园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达到了中国诗歌难以企及的高峰。李白以其飘逸的诗风，成为盛唐诗坛的一朵奇葩，而由于李白骨子里对道家自由思想的无限推崇，使得他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的。

李白的山水风光诗善于把瑰丽的想象、奇诡的夸张和曼妙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并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文化内涵，因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山水风光的描画。李白的山水风光诗创作因为自身遭遇的不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到后期的报国无门、壮士暮年，均在其山水风光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李白通过赋景以情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众所周知，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李白的诞生地江油青莲就坐落在四川江油中北部的四山环抱的中坝平原，是壮阔的涪江和旖旎的盘江交汇滋润着的一块丰胰凝脂的平川。“涪江中泻而左旋，盘江迂回而右抱”，浩荡的涪江、盘江、潼江、瀼水，四水同源异流，却又殊途同归，或迂回曲折、或奔腾飞泻。青莲古镇四周青山叠翠，林壑幽美，田畴似棋布，溪渠如带绕，芳草茵茵，清气弥漫。正是在这奇山秀水、风景幽美的环境之中孕育出了一位闻名世界、垂辉千秋的伟大诗人。李白从少年到青年一直游历四川的大好河山，在四川历年漫游的过程中，李白在诗里这样描写家乡江油青莲的仙山美景：

“石蹬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登太华观》）

盛唐的诗人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李白从25岁走出四川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正是李白热爱自然，希望以生花之笔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准确体现，这也是李白漫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对祖国山川疯狂的热爱，他写了很多山水风光诗，那咆哮愤怒一泻千里的江河，无限挺拔的山峦，与前代以及后代的山水诗相比，明显的体现出他个性的特色和盛唐气象，诗《望庐山瀑布》：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诗人以高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将飞流直泻的瀑布描写得雄奇壮丽、气象万千，可以看出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又如诗《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诗中壮丽山河的展现，气势磅礴，又有一种青春的旋律，给人一种无限的展望，这正是盛唐诗歌的普遍特征。

在李白现存的900余首诗里，除了占篇幅大半的政治抒情诗，吟咏自然山水的诗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诗歌中，既有《梦游天姥吟留别》那样气势奔放、惊心动魄的长诗，亦有婉约含蓄、明丽秀奇的短韵，甚至还有散落于各种篇什结合着抒情和叙事进行描写的佳句。如《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描写钟山：“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驰奔”;《西岳云台歌》描写黄河：“黄河如丝天际来”;《公无渡河》又云：“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这些均极有气势。无论是完整的篇幅，抑或是零散的珠玉，都颇具感染力，且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李白不是一个单纯的山水诗人，但其山水诗之所以超出一般的山水诗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他的诗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这种思想，当然不是通过抽象的议论，而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构思呈现出来的。李白一生游历极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所有的名山大川，几乎没有他没到过的，历代诗人无出其右者。被与李白同时代的殷潘称之为“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调也”的《蜀道难》，则是李白不可多得的山水诗。在诗中，李白以水墨笔法，传神地刻画了蜀道之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蜀道古老、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这里有缥缈的神话故事，有远古的历史传说，有天梯石栈相钩连的崎岖山路，有咆哮如雷的飞流，有百步九折的崇山峻岭，有枯树倒挂的悬崖峭壁，有猿猴、黄鹤、杜鹃，甚至猛虎、豺狼。如此多的意象，给读者的是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阅读感受。

李白山水诗除了有对景物的精工刻画，更重要的是其中融贯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驰走风月，鞭挞海岳”，从蚕丛开国说到六丁开山，从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的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惊五岳，笑傲凌沧州”的高大形象。

李白的另一首为人熟知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同样以想象贯穿其间。此诗气派虽不如《蜀道难》雄伟，但同样具有富于想象力和纵横变幻的特点，别有一种清新的风格。此诗作于天宝五载，时去谗离宫不远，寄情山水，原为不与那些权贵同流合污，抒发诗人的傲岸风骨。结尾句“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谓是李白山水风光诗中的名句，对于我们了解李白的思想有很大的作用，它一语道出了李白创作此诗的动机：游山也罢，寻仙也罢，其实都只是托辞，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排遣政治失意所带来的苦闷罢了。对于李白来说，他虽然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良好的政治愿望，但在那样一个社会现实中，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罢了。他的政治苦闷始终是无法排遣的，其结果倒是给他的山水风光诗增添了些许人间烟火，这使得诗人区别于一般的山水诗人而自立于诗林。

三、盛唐文化突出飘逸洒脱、解放个性新气质，统摄李白游仙寻道诗创作艺术趋向

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甚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如：“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三）“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这是形成盛唐气象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在盛唐时期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白诗歌创作大都在盛唐的鼎盛时期，他不仅体验到了风景独秀的山河景观，也见到了人民满足自信的社会面貌。因此，他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将诗和美酒佳肴结合，充分的展现了盛唐的繁荣和强盛。

李白终生崇道,只是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心理态势。关于李白在观念里是否真的相信神仙存在,有学者曾列举出李白的诗句“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月下独 酌》其二、其四) 等,以此怀疑甚至否定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这的确是关乎他的神仙道教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关键问题。李白到底是虔诚的神仙道教信仰者? 还是借用神仙题材表现自己的意念和情绪? 或者他是在二者间摇摆,心存游移? 他的诗歌创作是真诚地讴歌神仙和神仙世界呢? 还是另有喻意或寄托? 这些问题其实也正是李白诗歌创作中神仙道教信仰的困惑所在。应该说,李白的思想本质上是积极入世的,这也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士大夫精神上的共同特征,也是造成他的为人与为文具有积极价值的重要素。当然,李白的神仙道教追求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意识,他也曾徘徊过、怀疑过,但就其主流而言,李白一生崇道还是很深的,并且,积极用世和消极出世构成了伴随其一生不可解脱的内心矛盾。李白信仰道教，其诗中也有它的体现喜爱自然，颇有老庄风范，渴望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那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与道教思想相得益彰。

道教为李白的诗歌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诗《游泰山》“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

宗教的昌盛是政治扶持的结果，唐玄宗，大力推广道教，社会风气也变得如此。唐玄宗的崇道更有甚于尊儒，他在科举中设立了道举；在两京设立崇玄馆；还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如《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里面的仙人、天台、五岳、云之君等充满了唐朝道教的文化色彩，全诗又是一场梦，也只有盛世之下才有如此闲情逸致，如若是战乱年代，又怎会这样写。

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四、盛唐文化融汇热烈追求、大胆批判新风貌，统摄李白个性风格诗创作艺术趋向

国家的强大，鼓舞人们向往功名事业，政治危机的潜伏，又增添了读书人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他们拯物济世的热望。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文化气象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其实就是大唐的雄风、自信、风骨。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文化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李白这批在盛唐中成长起来的诗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

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诗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育出李白这样的儿子。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诗人的气象，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李白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这是一首倾诉自己怀报的抒情诗，揭露了当时朝廷小人得志，有才能的人不被重用，反遭谗毁的现象，表示要超脱荣辱穷达之念，像严光、范蠡那样飘然隐居，在揭露和批判中寄托自己匡时济世的人间情怀。李白以“欲献济世策，此心谁见明 ”（《邺中赠王大》）为人生主旋律 ， 认为“苟无济代心 , 独善亦何益 ”（《赠韦秘书子春 》）。他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幻想过一种君臣互相礼让尊敬的平等关系，“如逢渭川猎, 犹可帝王师 ”（《赠钱征君少阳》）。未入长安之前, 他忧虑“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蜀道难》）, 劝人引以为戒 , 警惕战乱的发生；身处长安时，权宦外戚的谗毁打击既让他感受到茫然失落的强烈痛苦，也让他透过大唐王朝太平繁荣的表象，看到了贤愚不分的某些黑暗面。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李白个性鲜明的体现。风格即人，什么样的风格就会创作什么样的艺术，李白的诗词中，大部分描写的都是他自己内心独特的想法，还有一部分是对现实的批判。《将进酒》，直言自己饮酒作乐和朋友们一起清谈狂论，豪情万丈，散掷千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只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此之上才能展现出人物的艺术创作水平。轻狂的李白，不愿如常人一样借酒消一时之愁，他要消去万古的忧愁。有愁也不会“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滕王阁序》）而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其一》）

盛唐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大唐的统治者大度豁达，自信包容。盛唐文化融汇热烈追求、大胆批判新风貌，社会态度开放接纳李白狂狷不羁创作的诗歌。这也能体现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区别，李白生活的时代是强盛的时代，而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战乱的时代，所以一个浪漫，一个忧愁。

总之，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文化气象的根基。惟开明，才能革旧布新、云蒸霞蔚；惟开放，才能百川汇海、博大深邃。盛唐文化气象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年，其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盛唐文化气象它涵盖了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而李白这首《关山月》，则可以说是标准的盛唐气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如果换一个时代，其实李白如此的才华，要无当时博大、雄浑、深远、超逸的盛唐文化时代背景，李白也创作不出如此融汇时代艺术风格的伟大诗歌。